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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相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人类社会行为，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
概觀
社会学作为对现代性突出矛盾的回应出现于19世纪。这个现代性矛盾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个人的世界经验却变得越来越分裂和分散。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從而作出“纠正”。（这种观点主要是社会学中迪尔凯姆派所持的观点，而其他派别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探索对社会的救治，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救治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會使问题加重）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还常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部分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為这可以加強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
历史
内容分析
“社会学”是一門新的學術範疇。它橫跨經濟、政治、人類學、歷史及心理學。它的意義在於尋找混合了人類知識及哲學的源頭。
“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他的贡献主要是他使得社会科学终于脱离了人文领域。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着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
18世纪]
第一本以社會學為題目的書是19世紀中期的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所著。在美國，1890年肯薩斯大學的“社會學元素”是社會學第一個課程[http://www.ku.edu/%7Esocdept/about/],[http://www.news.ku.edu/2005/June/June15/sociology.shtml]，1892年芝加哥大學由艾比安·斯摩爾成立了美國第一個獨立大學學院，他也創立了“美國社會學學報”[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AJS/home.html]。1895年，法國波爾多大學成立了歐洲第一個社會學學院。 1904年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成立了英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http://www.lse.ac.uk/serials/Bjs/]。1919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大學成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1920年Florian Znaniecki在波蘭成立第一個社會學學部。
第一次關於社會學的國際合作發生於1893年。當時 René Worms 成立“社會學國際小學院”，最後與創立於1949年的國際社會學家協會合併[http://www.ucm.es/info/isa/]。1905年成立的美國社會學協會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社會學家協會。
19世紀至20世紀有一群古典社會學家冒起，例如：卡爾·馬克思、Ferdinand Toennies、埃米爾·塗爾干、帕累托及馬克斯·韋伯。正如孔德，他們都不會自視為社會學家。他們的工作涉及宗教、教育、經濟、心理學、道德操守、哲學、神學及其他學術範疇。當然他們在社會學上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特別是卡爾·馬克思更是經濟學重要巨頭。
早期由孔德帶出的理論研究方式是模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相同的方法學來探討社會現象。強調以經驗、實證和科學方法為社會學扎實的基礎。這個方法學稱為實證主義。
19世紀早期以實證主義與自然主義手法來研究社會生活受到了德國的狄爾泰、海因里希·‧李克爾等科學家的質疑。他們認為自然世界跟社會世界是不同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範疇如意義、符號、規則、道德規範及價值。這些元素產生了人類文化。馬克斯·韋伯根據這個觀點發展出“反實證主義”（人文社會學）。它跟反自然論有密切關係，使社會學研究特別關注人類及文化價值。這導致難以為主觀客觀研究分野的爭論並影響了詮釋研究。互聯網時代也催生了社會學的新分支－公共社會學。
最后，自然科学实际上并没有取代其他的社会科学，而是变成强调对象和方法的另一种形式。今天，社会学家通常通过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组织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在复杂的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中。从20至21世纪來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是突飞猛进的时代。
社會學中的科學與數學
社會學家研究時常常分析群體，如社會組織、宗教組織、政治組織及商業組織。他們研究社會群體間的互動、跟蹤源頭及發展過程、分析群體活動對各個成員的影響。社會學家關心社會群體的特徵、群體間或成員間的互動影響及社會特徵（例如：性別、年齡、種族）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效果。這些社會研究結果能夠協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員、社工等解決社會問題並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會學家都有多項專長，例如社會組織、社會分層及社會流動、種族關係、教育、家庭、社會心理學、城市、農村、政治及比較社會學、性別角色及關係、人口地理學、老年學、犯罪心理學及社會學應用。
今天，社會學研究人類組織、社會群體、社會互動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較方法。社會學的發展對其它科學帶來額外的需求，這對研究現代工業社會是十分重要。近年，得到了人類學的啟示，加速了對多元文化及多元國民的研究。
另一方面，社會學朝著微社會結構發展，例如：種族、社會階級、性別及家庭。因為有很多罪案發生、家庭問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壓力，急需要社會學來尋找解決方法。
社會學家透過量性研究來研究社會關係以預測社會變動。他們希望透過質性研究，如面談及小組討論，對社會運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會學家正辯論着從中作出平衡填補兩者之間的空隙。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會現象而質性研究描述個人如何理解大型社會現象。
主要学说
社會理論當中常常用一些抽象和甚至複雜理論框架來解釋和分析社會樣式和宏觀社會結構。社會理論總跟經典的學科有一個令人不安的關係，就是大部分的重要社會學家從未擔任大學職務。現今社會理論被認為社會學分支，涉足多個科學區域譬如人類學、經濟、神學、歷史等等。第一種社會理論幾乎跟社會學同時誕生。社會學之父－孔德創立第一社會理論－社會演化理論。在19世紀，三大社會理論分別是社會進化論、社會週期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雖然它們現在被認為是過時，但是它們卻產生了新理論，像新進化論、現代化的社會生物學、後工業化的社會理論及多邊理論。
跟客觀的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理論家很少使用科學方法及其他事證方式來證明論點。反而，他們面對非常大型的社會走勢時候都使用一些假說。可是，這些假說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證明。這正是反對者所批評的重點。對於解構主義者及後現代主義者，他們更質疑所有的研究及方法都是錯誤地承襲下來。很多時候，社會理論被認定為不可證明的。
可是，社會理論是構成社會學的最大部份。客觀的科學研究經常支持社會理論家的解釋。建基於科學方法的統計研究發現婦女和其他人雖然執行同樣職業，但是收入出現嚴重收入差距。這成為女權主義的複雜社會理論的大前提。總之, 特別是對於純淨的社會學的追隨者，社會理論曾有這樣的呼籲因為它的焦點從個體移到社會本身及一些能控制我們生活的社會力量。這社會學的洞察多年來都集中在學生和對現狀不滿意的人是因為它假定社會結構和樣式是任意或受到具有力量社會群組所控制。這暗示了變動的可能性。這暗示了在社會底層的人士受到不該受的壓迫。
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會用各種方法蒐集經驗實證，包括問卷、面談、參與者觀察及統計研究。
不同的方法所面對的困難是它們都根據研究員各自採納的理論基礎來解釋及了解社會。作為功能主義者，埃米爾·塗爾干喜歡以社會大規模結構來解釋任何東西。如果他是符號互動者，他便專注人們如何理解別人。馬克思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者把什麼都化作階級鬥爭。現象學家只是思考大眾對現實如何建立自己的意義。當各方都面對現實社會問題時，常常爭論誰對誰錯，而實際上會把不同方法學結合。
互聯網是社會學家的興趣所在，原因有四。一）它是研究工具。例如網上問卷調查代替紙張問卷。二）它成為討論平臺。三）它本身是研究課題。互聯網的社會學研究網上社區、虛擬社區。四）因為互聯網而產生社會組織上的改變，例如由工業社會轉型到知識社會的大型社會改變。
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
在二十世紀早期，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對人類學作出了貢獻。要留意一點的是人類學家都曾對工業社會作出研究。今天社會學及人類學主要分別在於研究不同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對象。
社會生物學是綜合社會學及生物學的一門新科學。雖然它很快獲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爭論的地方因為它嘗試使用進化及生物過程來解釋社會行為及結構。社會生物學家常被社會學家批評過份倚賴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社會生物學家卻說在自然之間和哺育存在一個複雜關係。故此社會生物學跟人類學、動物學、進化心理學有密切關係。這仍然是其他科學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會生物學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會學來研究非人類社會。
社會學跟社會心理學有關係，前者關心社會結構，後者關心社會行為。
主要的社会学主题
- 群体组织方面：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部落－民族－团体—文化..
- 群体与组织
- 初级社会群体
- 家庭
- 邻里
- 儿童游戏群体
- 社会组织
- 科层制
- 社会制度方面：亲属－婚姻－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化－体育..
- 社会过程方面：合作－竞争－战争－改革－革命－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社会一体化..
- 社会化
- 社会角色
- 规范与越轨
- 社会变迁
- 分层与流动
- 城市化
- 现代化
- 社会问题方面：就业－民族分裂－犯罪－环境污染－人口－移民－种族歧视－暴力—贫困..
社会学主要人物
-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 埃米尔·涂尔干
- 赫伯特·斯宾塞
- 卡尔·马克思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 滕尼斯
- 齐美尔
- 曼海姆
- 帕累托
- 马林诺夫斯基
- 斯金纳
- 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
- 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
- 弗洛里安·兹南尼基(Florian Zrannecki)
- 帕森斯
- 默顿
- 斯梅尔瑟
- 甘斯
- 米尔斯
- 米德
- 刘易斯·科塞
- 霍曼斯
- 布劳
- 爱默生
- 戈夫曼
- 舒茨
- 哈罗德·加芬克尔
- 阿多诺
- 埃里希·弗洛姆
-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 于尔根·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
- 福柯
- 利奥塔
- 吕西安·斯费兹
- 布迪厄
- 安东尼·吉登斯
- 埃利亚斯
-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人类学者，Clifford Geertz）
- 费孝通
社会学理论
- 社会有机体论
- 社会发展论
- 社会公平论
- 社会交换论
- 社会互动论
- 社会进化论
- 社会均衡论
- 社会认知论
- 社会唯名论
- 社会唯实论
- 社会学习论
- 社会控制论
- 结构功能论
- 冲突学说
社会学学派
- 历史社会学派
- 社会统计学派
社会学分支
- 社会学史
- 社会思想史
- 社会学方法
- 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
- 实验社会学
- 数理社会学
- 应用社会学
- 职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犯罪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社会群众及分层问题、社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微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 比较社会学
- 社会地理学
- 文化社会学
- 艺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道德社会学
- 历史社会学
- 经济社会学
- 军事社会学
- 社会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史、实验社会心理学
- 公共关系学
- 社会人类学
- 组织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 福利社会学
- 人口学
- 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学说史、人口史、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区域人口学、人口系统工程、人口预测学、人口规划学、人口政策学、计划生育学
参看
：心理学 -- 情报学 -- 政治学 -- 社会主义 -- 社会发展规律 -- 社会结构 -- 人才学
有關文獻
- 韋伯（德）,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ISBN 756335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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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纳森·特纳（美）,《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ISBN 95755149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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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Polity, Cambridge
- Anthony Giddens, Human Societies: Introduction Reading in Sociology
- Robert A.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 ISBN 156000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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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中國資料來源:
-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history/default.htm 中國社會學網]
自學課程:
- [http://www.trentu.ca/trentradio/tklassen/ 社會學入門的免費講義，加拿大特倫特大學]
- [http://core.ecu.edu/soci/juskaa/SOCI2110/soci1.htm 社會學課程入門的免費講義, 東卡羅萊納大學]
其他資料來源:
- [http://www.thearda.com 美國宗教數據檔案]
- [http://www.asanet.org/ 美國社會學協會]
- [http://www.anovasofie.net/vl/ 分析及克服歐洲的社會學分裂: 歐洲社會學數碼圖書館]
- [http://www.ku.edu/%7Esocdept/centuryofsoc.pdf Alan Sica 所著的堪薩斯大學－社會學世紀 (Adobe Acrobat PDF file)]
- [http://www.ucm.es/info/isa/ 國際社會學協會]
- [http://gsociology.icaap.org/methods/ 社會研究的方法]
- [http://www.sociosite.net/ SocioSite - 社會科學系訊系統]
- [http://www.sociologyprofessor.com/ 社會理論及理論學家]
- [http://www.sociolog.com/ 社會學的詳盡介紹]
- [http://www.theory.org.uk Theory.org.uk] - 內容非常豐富的社會理論網站，David Gauntlett
- [http://shirky.com/writings/group_enemy.html 一組人就是自己最差的敵人]
category: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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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สังคมวิทยา
现代性
現代性這個詞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由於「現代」這個詞被使用在一段範圍很大的許多時期上，因此要知道「現代性」是什麼，就必須從脈絡中來看。
如果將歷史區分為三大時期的話，現代可以表示所有在中世紀之後的歐洲歷史。這三大時期為：上古時代、中古時代與現代。現代也會特別用來指稱1870年到1910年這段期間開始的一個時期，一直到現在。如果還要更特定的話，則是指1910年—1960年這段時期。
中世紀之後的現代
現代的普遍用法之一，就是指自從15世紀中期之後的西方歷史，或者粗略來講，是從歐洲發現活版印刷之後的歷史。這段時期的特色為：
- 國族國家的興起
- 工業化
- 資本主義的興起
- 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
- 代議式民主的興起
- 科學技術重要性的增加
- 都市化
- 讀寫能力的大眾化
- 大眾媒體的激增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目前的「現代性」是經過許多時代的發展之後形成的，並且受到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
這些時代有：
- 地理大發現
- 文藝復興
- 宗教革命與反宗教革命
- 理性時代
- 啟蒙運動
- 浪漫主義
- 維多利亞時代（參見工業革命）
- 現代
- 後現代（參見後現代性）
重大歷史事件有：
- 印刷術
- 清教徒革命
- 美國獨立
- 法國大革命
- 1848年的革命運動
- 俄國革命
-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代主義的特色
有各式各樣的詞被用來描述現代性的社會、社會生活、驅動力、心理狀態等面向。它們包括有：官僚體制、理性化、世俗化、異化（Alienation）、商品化、去脈絡化、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線性進程（Linear-progression）、客觀主義、普世主義、化約主義（Reductionism）、渾沌（Chaos）、大眾社會、工業社會、同質化、單一化、交雜化（Hybridization）、多樣化、民主化、中心化、階級組織、機械化、極權….等等。
現代性的特色時常是藉由現代社會和前現代或後現代社會的比較得來的，然而我們對這些非現代社會的狀況並沒有一個穩固的理解。從某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懷疑是否存在有一個的概念，是能夠適當描述具有不同歷史脈絡的各種社會狀況，尤其是非歐洲社會的狀況，比如說一個從前現代性演進到後現代性的三階段社會模型。
現代主義的內部矛盾
現代性與當代社會
Category:社會學
Category:後現代理論
Category:現代主義
种族
种族，又称做人种，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种族”这一概念以及种族的具体划分都是具有相当争议性的课题，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差异，种族的概念也牵涉到诸如社会认同感以及民族主义等其他范畴。
20世纪以前，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分为若干个本质主义方式划分的（即以不可缺的特征来划分的）种族，如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等。但自1940年代起，进化论科学家开始淘汰这种理论。长期以来，种族是以科学分类的角度所理解的，即将种族视为一个分类的层次，如将种族等同于亚种；但1960年代起，群体遗传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数据以及模型也使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这种理解，而转而以群体、特征线等其他概念来研究人类内部的差别。1990年代以来，基因体学以及分支系统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数据和模型也使科学界对人类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使一些科学家转而用世系而非特征来定义种族的划分，并且认为种族应该理解为模糊集合，统计群体，或广义的家族。
有许多进化学以及社会学家认为，基于近年来的生物学研究结果，任何对于人类种族的定义，都缺乏科学分类的严谨性和正确性；“种族”的定义是不准确的，随意性的，约定俗成的，随文化视角的差异而变化，种族应该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但也有其他科学家认为，这个观点转变的动机，主要为政治原因而非科学。
目前，各个学科对于“种族”是什么，是否存在，到底有几个，应该如何定义，如何理解，如何分析等问题，尚无定论或共识。
“种族”概念的起源
社会建构以前收集的各地“土著群体”的肤色分布。]]
由于人类擅长识别他人外观，其群体关系又极其复杂，因此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可能一直对“种族”的概念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但各个文化对于“种族”的理解又不尽相同。最早记载种族的文学作品，为古埃及的《地狱之书》，其中将人类分为“埃及人”、“亚洲人”、“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四类，可看出这个分类融合了“种族”、“民族”、“国家”等概念。后来的中国、罗马等文化比较注重于氏族，对于以外观划分的“民族”的认知则较少（Dikötter 1992；Goldenberg 2003）。但希腊、罗马、中国等文化对外观不同的“种族”也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也导致其古代文献中（如中国的《山海经》）出现许多在遥远地方所存在的奇异种族的描写。同时也有一些罗马作家认为种族的特征是由居住环境决定的（Isaac 2004）。但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外表不同的人仍然可以通过采纳所在社会的文化标准而成为该社会完全的一员（Snowden 1983；Lewis 1990）。欧洲中世纪时期将古典时代的理论和《圣经》中的描写相结合，认为人类是挪亚三子闪、含以及雅弗的后代，其中闪族为亚洲人，含族为非洲人，雅弗族为欧洲人。
近现代对于种族的理解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产物（Smedley 1999）。欧洲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之间外表上的、行为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许多猜想。同时由于非洲奴隶贸易使欧洲人的奴隶来源渐渐地由欧洲、中东转变成非洲，欧洲也因此产生了将人类分类的动力，以作为奴役并虐待非洲人的理由（Meltzer 1993）。
通过借鉴希腊罗马的文献以及当时欧洲内部的关系（如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不和 -- Takaki 1993），欧洲人开始将自己以及其他民族划分为外表、行为、能力皆有分别的群体，并把可以遗传的外表特征和内在的智力、行为、甚至道德水平互相联系（Banton 1977）。虽然其他文化也有相似的观点（Lewis 1990；Dikötter 1992），但是这种观点开始影响社会的构造，主要是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开始的。
传统的种族划分
对种族划分的最早的科学性尝试发生于17世纪，那正值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最早出版的脱离罗马希腊传统的人类划分法是François Bernier所著的 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s espèces ou races qui l'habitent （《基于地球上居住的不同的物种或种族的新的地球划分法》），于1684年出版。
Bernier共区分4个种族：
- 欧洲人，包括南亚人，但不包括拉普族
- 远东人和美洲原住民
-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 拉普族
18世纪时，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别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Todorov 1993）。早期的学者注重于总结及描述“人类的自然类别”，这即是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于1775年出版的人类五分法的文章的标题。但随着19世纪时人类学的形成，欧美学者开始试图解释各个群体在行为上和文化上的不同特征（Stanton 1960）。他们开始测量颅骨的大小及形状，试图解释智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同特征（Lieberman 2001）。与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同时，欧洲人对于不同种族到底起源相同，还是各自进化，或各自被上帝创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Wolpoff and Caspari 1997）。
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民间对于民族之间的区别的普遍认知，和科学家对于这些区别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一名学者所说的“种族的意识形态”（Smedley 1999）。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旨是：种族是远古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各不相同的。虽然一些群体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但是通过调查和研究，仍然可以辨别形成该混合群体的祖先民族。
19世纪时，有多位自然科学家在种族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Georges Cuvier、James Cowles Pritchard、Louis Agassiz、Charles Pickering、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其中Cuvier将人类三分，Pritchard七分，Agassiz八分，Pickering十一分。Blumenbach的五分法则是19世纪时比较常见的：
-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等地
-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东亚等地
- 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等地
- 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主要分布在美洲
- 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注意：和20世纪的棕色人种不同）
在Blumenbach之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渐渐将美洲、马来两个人种归并于蒙古人种，结果进入20世纪初剩下三个主要的人种：
- 尼格罗人种，即黑色人种
-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20世纪最常见的分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Carleton S. Coon提出的：
- 刚果人种，即黑色人种
-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 澳大利亚人种，即棕色人种
- 开普人种（居于非洲南部，因在特征上和传统的“黑色人种”有别，而分列出来）
传统种族和其他人类现象之间的联系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对于种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点：一、种族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发生的人类分类；二、种族和其他人类现象（如行为、文化、智力、道德水平）等有很深的联系，因此也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物质文明丰富与否的区别；三、种族因此是一个有效的科学分类，可以用来解释以及预测个人或群体的行为。
人种以肤色、眼色、眼型、髮色、髮質、鼻型、嘴唇的厚薄、头型、脸型等特征划分，而这些生理特征却和其他文化特征，甚至智力、道德水平联系了起来。如：当时认为，高加索人种的浅肤色和高眉骨显示了高加索人种高深的智力水平以及仁厚的心灵；蒙古人种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显示了其狡猾，并且有些死板教条的性格；尼格罗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厚嘴唇则显示他们比较接近于猿类动物。（但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皮肤其实非常白，嘴唇也很细。）
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种族主义的观念，乃至“种族”的概念本身，都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20世纪、21世纪时围绕“种族”概念展开的争论
种族研究的范围
由于对于种族的研究在至少两个范围（国家范围以及国际范围）进行，同时各种研究的目的也不同，因此对于种族的讨论也非常复杂。一般来说，进化论科学家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他们对全球人类多样性的研究过程中，有层次的科学分类帮助有限，或者根本不适用。但是在国家层面运作的政府、执法人员、医药事业等则比较注重于在国家或者地区内所出现的基因多样性，对他们来说，有层次的科学分类的确颇有实用价值。
研究范围和目的的不同，从近年来发表的三篇研究论文中就可以看出：Rosenberg等（2002年）、Serre & Pääbo（2004年）、以及Tang等（2005年）。Rosenberg等以及Serre & Pääbo所研究的都是全球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完全不同，Serre & Pääbo将此不同归于实验设计。Rosenberg等从全球各地取样，他们没有把地理因素考虑在内，而Serre & Pääbo则是根据地理而取样。通过从各洲主要群体取样，Rosenberg等认为有证据表明统计群体的存在（即种族）。但Serre & Pääbo认为，从地理的角度来考虑，人类基因多样性是渐变式的，特征线式的。Rosenberg等的研究方向是医学（即流行病学），而Serre & Pääbo的则是人类进化。Tang等研究的是美国国内的基因多样性，主要方向是研究种族和地理位置之间哪一个对于流行病学研究影响更深。与Serre & Pääbo不同，Tang等认为种族更为重要。[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AJHG/journal/issues/v77n3/42406/brief/42406.abstract.html 最近的研究]也将种族和[http://pritch.bsd.uchicago.edu/software/structure2_1.html 群体基因结构]相联系，和Tang等同出一辙。但国际范围和国内范围的研究为何会得出的不同结论，Serre & Pääbo所推测的原因是：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colonizati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sulted in a "sampling"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made up largely of people from western Europe, wester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Thus, studies in which individuals from Europe, sub-Sahara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are used... might be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U.S. population.
:（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殖民史导致了全球人类的“抽样”，使得美国人口主要来自西欧、西非、以及东南亚。因此，以欧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东南亚为对象的研究……可能足够描述美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种族”和亚种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综合论的兴起，生物学家发展出了新的，更严谨的，将种族等同于亚种的定义。对于这些生物学家来说，种族是一个种中，组成其全部或一部分的，可辨认的群体。一个“单型”的种就没有种族（或者可以说是只有一个种族包含了整个种）。以下情况的种都可视为单型种：
- 该种所有成员都非常相似，没有有意义的方法将其分类。
- 该种的成员有相当的多样性，但是有很高的随机性，从遗传角度来讲毫无意义。（许多植物物种就属于此类，因此许多园艺学家假如要保留某种特征（如花瓣颜色）的话，会避免利用种子繁殖，而会使用插枝等不改变原有基因的途径。）
- 该种的成员有相当的多样性，且多样性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各个群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渐变式地互相融合。这种特征线式的多样性，一般上表示各个看似分开的群体之间其实存在相当的基因流。假如一个物种的各群体之间有相当的基因流，该物种很有可能仍然是单型种。
一个多型种就是有两个或以上种族的物种。这种物种通常有多个明显的亚种，一般上不会杂交（但可能有较窄的杂交区域），但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会进行杂交。（但注意：假如两个群体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仍然不可杂交的话，那么这两个群体就属于两个不同的种，而非一种之内的两个种族。）
虽然这个以概念精确性为目的的尝试得到了许多生物学家的支持（尤其是动物学家），但是进化论科学家却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批评。
“种族”概念的摒弃以及“群体”和“特征线”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人类学家对于种族是有截然分别的语言、文化、社会群体的理论开始质疑，摒弃。之后，群体遗传学的兴起使一些在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主流进化论科学家开始质疑种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概念的正确性。那些摒弃种族概念的正确性的科学家主要从四个角度分析：实证、定义、其他理论、道德伦理。（Lieberman and Byrne 1993）
首先从实证角度挑战种族概念的是两位人类学家：Franz Boas展示了环境因素造成的表现型的可塑性（Boas 1912），Ashley Montagu则依靠基因学证据。（1941, 1942）动物学家Edward O. Wilson和W. Brown则从一般动物系统学的角度挑战该概念，同时否认了“种族”等同于“亚种”的理论。（Wilson and Brown 1953）
特征线概念的提出，是对人类表现型和基因型重新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该概念源自人类学家C. Loring Brace所描述的现象：自然选择、迁徙以及基因漂变在塑造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同时，其多样性主要呈渐变分布，而这些渐变中出现的“等高曲线”可称为特征线。（Brace 1964）这个现象突显出了以表现型（如肤色、髮質）来描述的种族忽略了许多其他的，和种族划分重合较少的特征（如血型）。因此，人类学家Frank Livingstone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特征线和种族界限互相交叉，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特征线。（Livingstone 1962: 279）1964年，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及Holm指出了一些两个或以上条特征线以不协调地分布的特例：如黑色素的分布取决于离赤道的距离，越远就越少；但是beta-S血色素的单基因型却是以位于非洲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Ehrlich and Holm 1964）以人类学家Leonard Lieberman和Fatimah Linda Jackson的原话来说：
:Discordant patterns of heterogeneity falsify any description of a population as if it were genotypically or even phenotypically homogeneous" (Lieverman and Jackson 1995).
:（[人类基因]异质性的不协调分布，也反证了任何把[人类的]群体描述成在基因型或甚至表现型方面同质性[的描述]。）
最后，基因学家Richard Lewontin鉴于人类多样性的85%皆出现于群体内而非群体之间的现象，提出论点，认为“种族”和“亚种”都不是正确的或有用的描述人类群体的方法。（Lewontin 1973）（该论点后来被其反对者称为Lewontin的谬误。）有研究人员报告说，（以Sewall Wright之群体结构统计FST来测量的）种族之间的区别仅有人类基因多样性的5%。2但由于FST的技术局限性，许多基因学家认为很低的FST值并不反证人类种族存在的理论。（Edwards, 2003）同时，还有如David Harvey（1982, 1984, 1992）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种族是一个用来巩固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构造的手段，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些从实证角度提出的对“种族”概念的挑战，迫使进化科学重新考虑“种族”的定义。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William Boyd将种族定义为：
:A population which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other populations in regard to the frequency of one or more of the genes it possesses. It is an arbitrary matter which, and how many, gene loci we choose to consider as a significant "constellation" (Boyd 1950).
:（一个在其拥有的一个或多的基因的频率上，和其他群体有显著差别的群体。我们选择哪些基因位点，选择多少个，作为显著的“星座”，是完全随意性的。）
Lieberman和Jackson（1994）指出：这个论点的弱点在于：假如一个基因就能区别种族，那么种族的数量就和进行交配的人类配偶数量一样多。同时，人类学家Stephen Molnar提出，特征线的不协调性不可避免地导致种族数量的大幅增加，最终使这个概念失去意义（Molnar 1992）。
在种种实证方面和概念方面的问题出现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化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清楚地认识到，和种族有关的理念被屡次用来给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奴隶制以及种族清洗提供理由。1960年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运动兴起期间，这个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的质疑也日益激烈。
在这些论点的轮番攻击下，一些进化科学家完全摒弃了“种族”概念，转而使用“群体”。群体和种族的不同在于，群体所指的是一个繁殖群体（在进行遗传算法时必不可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分类。其他的进化科学家则采用了特征线的概念（即某个特征的频率相对于地理的变化速度）。“群体”和“特征线”的概念并不矛盾，许多进化科学家两者并用。
进化科学家摒弃“种族”概念的同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则把“种族”改换成“民族”，其中民族是指在国籍、宗教、种族等方面自我认同的群体。这些科学家完全承认，这些国籍、宗教、种族等方面的自我认同全部都是社会构造，和自然或超自然领域的客观事实可以完全无关。（Gordon 1964）（另见：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声明[http://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
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起源、模式以及外在体现
人类的起源
社会构造
任何人类种族的模型都必须能解释人类进化过程中种族差异的形成。但在20世纪末以前，人类学家只能依靠相当不完整的化石记录来推断人类进化的过程。而他们的模型也无法作为我们就种族起源问题提出推论的有效基础。然而，近年来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已经开始给进化学家提供更新、更全面的数据，也充实了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认识。
人类学家对于智人（homo sapiens；现代人）的起源，一向争论不休。大约一百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和亚洲。而争论的中心就是：直立人是否是在非、欧、亚三洲各自同时进化为智人，还是智人在非洲进化之后，离开非洲并取代了欧亚二洲的直立人。两种模型的不同，也导致了各自对种族起源问题的解释上的不同。
多地起源说
支持多地起源说的学者（见Frayer et al. 1993）指出了中南欧洲（Smith 1982）以及东亚、澳洲（Wolpoff 1993）等地化学纪录中的解剖延续性，认为解剖延续性证明了基因亲和性。他们认为，人类内部显著的基因相似性并不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二是反映了世界各地人类群体之间，互相联系所造成的不间断的基因流。（Thorne and Wolpoff 1992）他们同时认为这个模型和特征线的理论并不矛盾。(Wolpoff 1993)
这个模型在种族问题上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既然智人在世界各地已经进化繁衍了一百万年，这个物种完全有时间进化成多个种族。然而，Leiberman and Jackson（1995年）却指出，这个模型取决于以下和种族有关的条件是否成立：一、人属（Homo）在其分布地中心和边缘地的成员之间须在更新世中期就有显著的构成学区别； 二、许多特征须先在人属的分布地域的边缘处发展；三、这些特征随时间推移并不消失。这种地域性的多样化即可成为人属内部长期以来即存在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现今人类内部差别的前身的证据。
非洲起源说
构成学推断出的早期人类迁徙路线。（图例中的数目表示距今年代，单位为千年）]]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our species comes from two main sources: the paleoanthropological record and historical inferences based on current genetic differences observed in humans. Although both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e fragmentary, they have been converging in recent years on the same general story.
Since the 1990s, it has become common to use multilocus genotype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human groups and to allocate individuals to groups (Bamshad et al. 2004). These data have led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biological validity of races as evolutionary lineag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races in cladistic terms. The technique of multilocus genotyping has been used to determine patterns of human demographic history. Thus, the concept of "race" afforded by these techniques is synonymous with ancestry, broadly understood.
Studies of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imply that Africa was the ancestral source of all modern humans, and that Homo sapiens migrated out of Africa and displaced Homo erectus between 140,000 and 290,000 years ago (Cann et al. 1987).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re believed to be an early out-group that remained isolated. Most other groups, including Europeans, Asians, and Native Americans, were found to be a single related (monophyletic) group resulting from a later out-migration from Africa, which could reasonably be divided into West and East Eurasian groups.
The existing fossi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evolved in Africa, within the last ∼200,000 years, from a pre-existing population of humans (Klein 1999). Although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anatomically modern" in a way that encompasses all living humans and excludes all archaic humans (Lieberman et al. 2002), the generally agreed-upo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atomical modernity include a high rounded skull, facial retraction, and a light and gracile, as opposed to heavy and robust, skeleton (Lahr 1996). Early fossils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ound in eastern Africa and have been dated to ∼160,000–200,000 years ago (White et al. 2003; McDougall et al. 2005).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ppears to have been small and localized (Harpending et al. 1998). Much larger populations of archaic humans lived elsewhere in the Old World, including the Neandertals in Europe and an earlier species of humans, Homo erectus, in Asia (Swisher et al. 1994).
Fossils of the earliest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found outside Africa are from two s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date to a period of relative global warmth, ∼100,000 years ago, though this region was reinhabited by Neandertals in later millennia as the climat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gain cooled (Lahr and Foley 1998). Groups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ppear to have moved outside Africa permanently sometime >60,000 years ago. One of the earliest modern skeletons found outside Africa is Mungo Man, from Australia, and has been dated to ∼42,000 years ago (Bowler et al. 2003), although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Australia argue for the presence of modern humans in Australia >55,000 years ago (Miller et al. 1999). To date, the earliest anatomically modern skeleton discovered from Europe comes from the Carpathian Mountains of Romania and is dated to 34,000–36,000 years ago (Trinkaus et al. 2003).
Existing data on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support and extend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fossil evidence. African populations exhibit greater genetic diversity than do populat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mplying that humans appeared first in Africa and later colonized Eurasia and the Americas (Tishkoff and Williams 2002; Yu et al. 2002; Tishkoff and Verrelli 2003). The genetic variation seen outside Africa is generally a subset of the variation within Africa, a pattern that would be produced if the migrants from Africa were limited in number and carried just part of African genetic variability with them (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2003). Patterns of genetic variation suggest an earlier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Africa followed by a subsequent expansion in non-Af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 dates calculated for the expansions generally coincide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Jorde et al. 1998).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tomically modern and archaic humans remain contentious. Studies of mtDNA (Ingman et al. 2000), the Y chromosome (Underhill et al. 2000), portions of the X chromosome (Kaessmann et al. 1999), and many (though not all) autosomal regions (Harpending and Rogers 2000) support the "Out of Africa" account of human history, in which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ppeared first in eastern Africa and then migrated throughout Africa and in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little or no interbreeding between modern humans and the archaic populations they gradually replaced (Tishkoff et al. 2000; Stringer 2002). However, several groups of researchers cite fossil and genetic evidence to argue for a more complex account. They contend that humans bearing modern traits emerged several times from Africa,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and mixed with archaic human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Hawks et al. 2000; Eswaran 2002; Templeton 2002; Ziętkiewicz et al. 2003). As a result, they say, autosomal DNA from archaic human populations living outside Africa persists in modern population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still bear some physical resemblance to the archaic populations that inhabited those regions (Wolpoff et al. 2001).
However, distinguishing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humans from archaic humans outside Africa is difficult, especially since many autosomal loci coalesce at times preceding the separation of archaic human populations (Pääbo 2003). In addition, studies of mtDNA from archaic and modern humans and extant Y chromosomes suggest that any surviving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archaic humans outside Africa must be small, if they exist at all (Krings et al. 1997; Nordborg 1998; Takahata et al. 2001; Serre et al. 2004). The observation that most genes studied to date coalesce in African populations points toward the importance of Africa as the source of most modern genetic variation, perhaps with some subdivision in the ancestral African population (Satta and Takahata 2002). Sequence data for hundreds of loci from widely distributed worldwide populations eventually may clarify the population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Wall 2000), as well as the amount of gene flow among modern humans since then.
分支系统学
Mungo Man
A phylogenetic tree like the one shown above is usually derived from DNA or protein sequences from populations. Often mitochondrial DNA or Y chromosome sequences are used to study ancient human demographics. These single-locus sources of DNA do not recombine and are inherited from a single par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various continental groups tend to be more similar to one another than to people from other continents. The tree is rooted in the common ancestor of chimpanzees and humans, which is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in Africa. Horizontal distance corresponds to two things:
#Genetic distance. Given below the diagram, the genetic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s and chimps is roughly 2%, or 20 times larger than the variation among modern humans.
#Temporal remoteness of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Rough estimates are given above the diagram, in millions of years. The mitochondrial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of modern humans lived roughly 200,000 years ago, latest common ancestors of humans and chimps between four and seven million years ago.
Chimpanzees and humans belong to different genera, indicated in red. Formation of species and subspecies is also indicated, and the formation of "races" is indicated in the green rectangle to the right (note that only a very rough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phylogeny is given). Note that vertical distances are not meaningful in this representation.
不同特征的分布
A tho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patterns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species awaits additional genetic studies of human populations and nonhuman species. But the data gathered to date suggest that human variation exhibits several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irst, compared with many other mammalian species, humans are genetically less diverse—a counterintuitive finding, given our large population and worldwide distribution (Li and Sadler 1991; Kaessmann et al. 2001). For example, the chimpanzee subspecies living jus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frica have higher levels of diversity than do humans (Ebersberger et al. 2002; Yu et al. 2003; Fischer et al. 2004).
Two random humans are expected to differ at approximately 1 in 1000 nucleotide pairs, whereas two random chimpanzees differ at 1 in 500 nucleotide pairs. However, with a genome of approximate 3 billion nucleotides, on average two humans differ at approximately 3 million nucleotides. Most of thes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re neutral, but some are functional and influence the phenotypic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s.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10 million SNPs exist in human populations, where the rarer SNP allele has a frequency of at least 1% (see 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ants within and among human populations also differs from that of many other species. The details of this distribution are impossible to describe succinctly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a "population," the clinal nature of variation, and heterogeneity across the genome (Long and Kittles 2003). In general, however, 5%–15% of genetic variation occurs between large groups living on different continents, with the remaining majority of the variation occurring within such groups (Lewontin 1972; Jorde et al. 2000a; Hinds et al. 2005). This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differs from the pattern seen in many other mammalian species, for which existing data suggest greate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roups (Templeton 1998; Kittles and Weiss 2003).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genetic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eutral polymorphisms among contemporary humans reflects human demographic history.
Our history as a species also has left genetic signals in regional populations. For example, in addition to having higher levels of genetic diversity, populations in Africa tend to have lower amounts of linkage disequilibrium than do populations outside Africa, partly because of the larger siz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Africa over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and partly because the number of modern humans who left Africa to coloniz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ppears to have been relatively low (Gabriel et al. 2002). In contrast, populations that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size reductions or rapid expansions in the past and populations formed by the mixture of previously separate ancestral groups can have unusually high levels of linkage disequilibrium (Nordborg and Tavare 2002).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genetic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eutral polymorphisms among contemporary humans reflects human demographic history. It is believed that humans passed through a population bottleneck before a rapid expansion coinciding with migrations out of Africa leading to an African-Eurasian divergence around 100,000 years ago (ca. 5,000 generations), followed by a European-Asian divergence about 40,000 years ago (ca. 2,000 generation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a previously small population has two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First, the so-called founder effect occurs when founder populations bring only a subset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 from their ancestral population. Second, as founders become more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the probability that two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founder populations will mate becomes smaller. The effect of this assortative mating is to reduce gene flow between geographical groups, and to increase the genetic distance between groups. The expansion of humans from Africa affected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in two other ways. First, smaller (founder) populations experience greater genetic drift because of increased fluctuations in neutral polymorphisms. Second, new polymorphisms that arose in one group were less likely to be transmitted to other groups as gene flow was restricted.
Many other geographic, climatic, and historical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atterns of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seen in the world today. For example, population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colonization, periods of geographic isolation, socially reinforced endogamy, and natural selection all have affected allele frequencies in certain populations (Jorde et al. 2000b; Bamshad and Wooding 2003). In general, however, the recency of our common ancestry and continual gene flow among human groups have limited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in our species.
人类群体的亚结构
genetic drift
New data on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has reignited the debate surrounding race. Most of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nterpret these new data, and whether conclusions based on existing data are sound (see validity of human races). A large majority of researchers endorse the view that continental groups do not constitute different subspecies. However, other researchers still debate whether evolutionary lineages should rightly be called "races". These questions are particularly pressing for biomedicine, where self-described race is often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ancestry (see race in biomedicine below).
Although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human groups are relatively small, these differences nevertheless can be used to situate many individuals within broad, geographically based groupings. For example, computer analyses of hundreds of polymorphic loci sampled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populations have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genetic clustering that roughly is associated with groups that historically have occupied large continental and subcontinental regions (Rosenberg et al. 2002; Bamshad et al. 2003).
Some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these patterns of variation provide a bio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e of traditional racial categories. They argue that the continental clusterings correspond roughly with the division of human beings into sub-Saharan Africans; Europeans, western Asians, and northern Africans; eastern Asians; Polynesians and other inhabitants of Oceania; and Native Americans (Risch et al. 2002). Other observers disagree, saying that the same data undercut traditional notions of racial groups (King and Motulsky 2002; Calafell 2003; Tishkoff and Kidd 2004). They point out, for example, that major populations considered races or subgroups within races do not necessarily form their own clusters. Thus, samples taken from India and Pakistan affiliate with Europeans or eastern Asians rather than separating into a distinct cluster. However, samples from the Kalash, a small population living in northwestern Pakistan, form their own cluster on a level comparable with those of the major continental regions (Rosenberg et al. 2002).
Sampling design can have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the results of such studies. Studies of genetic clustering often have relied on samples taken from widely separated and socially defined populations. When samples were analyzed from individuals who wer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geographically, clustering was far less evident (Serre and Pääbo 2004). Furthermore, because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is clinal, many individuals affiliate with two or more continental groups. Thus, the genetically based "biogeographical ancestry" assigned to any given person generally will be broadly distributed and will be accompanied by sizable uncertainties (Pfaff et al. 2004).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groups have mixed in such a way that many individuals have relatively recent ancestors from widely separated regions. Although genetic analyses of large numbers of loci can produce estimates of the percentage of a person's ancestors coming from various continental populations (Shriver et al. 2003; Bamshad et al. 2004), these estimates may assume a fals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parental populations, since human groups have exchanged mates from local to continental scales throughout history (Cavalli-Sforza et al. 1994; Hoerder 2002). Even with large numbers of markers, information for estimat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is limited, and estimates typically will have wide CIs (Pfaff et al. 2004).
人类内部的生理多样性
The distribution of many physical traits resembles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human population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1996; Keita and Kittles 1997). For example, ∼90% of the variation in human head shapes occurs within every human group, and ∼10% separates groups, with a greater variability of head shap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recent African ancestors (Relethford 2002).
A prominent exception to the common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nd among groups is skin color. Approximately 10% of the variance in skin color occurs within groups, and ~90% occurs between groups (Relethford 2002). This distribution of skin color and its geographic patterning—with people whose ancestors lived predominantly near the equator having darker skin than those with ancestors who lived predominantly in higher latitudes—indicate that this attribute has been under strong selective pressure. Darker skin appears to be strongly selected for in equatorial regions to prevent sunburn, skin cancer, the photolysis of folate, and damage to sweat glands (Sturm et al. 2001; Rees 2003). A leading hypothe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lighter skin in higher latitudes is that it enables the body to form greater amounts of vitamin D, which helps prevent rickets (Jablonski 2004). However, the vitamin D hypothesis is not universally accepted (Aoki 2002), and lighter skin in high latitudes may correspond simply to an absence of selection for dark skin (Harding et al. 2000).
Because skin color has been under strong selective pressure, similar skin colors can result from convergent adaptation rather than from genetic relatedness. Sub-Saharan Africans, tribal populations from southern India,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ns have similar skin pigmentation, but genetically they are no more similar than are other widely separated groups. Furthermore,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in which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mixed extensive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kin color and ancestry has been substantially weakened (Parra et al. 2004). In Brazil, for example, skin color is no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recent African ancestors a person has, as estimated from an analysis of genetic variants differing in frequency among continent groups (Parra et al. 2003).
Considerable speculation has surrounded the possible adaptive value of other physical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groups, such as the constellation of facial features observed in many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Asians (Guthrie 1996). However, any give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generally is found in multiple groups (Lahr 1996), and demonstrating that environmental selective pressures shaped specific physical features will be difficult, since such features may have resulted from sexual selec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certain appearances or from genetic drift (Roseman 2004).
社会对人类生理多样性的理解
人种划分中出现的各种难点
Even as the idea of "race" was becoming a powerful organizing principle in many societi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ncept were apparent. In the Old World, the gradual transition in appearances from one group to adjacent groups emphasized that "one variety of mankind does so sensibly pass into the other, that you cannot mark out the limits between them," as Blumenbach observed in his writings on human variation (Marks 1995, p. 54). In parts of the Americas, the situation was somewhat different. The immigrants to the New World came largely from widely separated regions of the Old World—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western Africa, and, later, eastern Asia and southern Europe. In the Americas,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s began to mix among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the conti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most people who self-identify as African American have some European ancestors—in one analysis of genetic markers that have differing frequencies between continents, European ancestry ranged from an estimated 7% for a sample of Jamaicans to ∼23% for a sample of African Americans from New Orleans (Parra et al. 1998). Similarly, many people who identify as European American have some African or Native American ancestors, either through openly interracial marriages or through the gradu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mixed ancestry into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a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self-identified as "white" in a northeastern U.S. university, ∼30% were estimated to have <90% European ancestry (Shriver et al. 2003).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and legal conventions developed over time that forced individuals of mixed ancestry into simplified racial categories (Gossett 1997). An example is the "one-drop rule" implemented in some state laws that treated anyone with a single known African American ancestor as black (Davis 2001). The decennial censuses conducted since 1790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reated an incentive to establish racial categories and fit people into those categories (Nobles 2000).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Americas where mixing among groups was more extensive, social categories have tended to be more numerous and fluid, with people moving into or out of 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a combinat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class, ancestry, and appearance (Mörner 1967).
Efforts to sort the increasingly mixed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o discrete categories generated many difficulties (Spickard 1992). By the standards used in past censuses, many millions of child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longed to a different race than have one of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Efforts to track mixing between groups led to a proliferation of categories (such as "mulatto" and "octoroon") and "blood quantum" distinctions that became increasingly untethered from self-reported ancestry. A person's racial identity can change over time, and self-ascribed race can differ from assigned race (Kressin et al. 2003). Until the 2000 census, Latinos were required to identify with a single race despite the long history of mixing in Latin America;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 confusion generated by the distinction, 42% of Latino respondents in the 2000 census ignored the specified racial categories and checked "some other race" (Mays et al. 2003).
以“族群”而非“种族”区分人群
As the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 word "race"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the word "ethnicity" was promoted as a way of characteri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Huxley and Haddon 1936;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Ethnicity typically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socioeconomic,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of human groups rather than their genetic ancestry. It may encompass language, diet, religion, dress, customs, kinship systems, or historical or territorial identity (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However,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human groups, ethnicity also suffers from several shortcomings. First, ascribing an ethnic identity to a group can imply a much greater degree of uniformity than is actually the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thnic group "Hispanic or Latino" contains such subgroups as Cuban Americans, Mexican Americans, Puerto Ricans, and recent im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Hayes-Bautista and Chapa 1987). Combining these groups into a single category may serve useful bureaucratic or political ends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groups.
Also, ethnicity, like race, is a malleable concept that can change dramatically in different times or circumstances (Waters 1990; Smelser et al. 2001). Ethnic groups may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then dissipate as a result of broad historical or social trends. Individuals might change ethnic groups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or identify with more than one group. A researcher, clinician, or government official might assign an ethnicity to an individual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person would acknowledge (Kressin et al. 2003).
Finally, despite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ethnicity" from "race," the two terms often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Oppenheimer 2001). Ethnic groups can share a belief in a common ancestral origin (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which also can be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 racial group. Furthermore, ethnic groups tend to promote marriage within the group, which creates an expectation of biological cohes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at cohesion existed in the past.
以祖籍区分人群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e of racial or ethnic categories is to categorize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ancestry. Ancestry may be defined geographically (e.g., Asian, sub-Saharan African, or northern European), geopolitically (e.g., Vietnamese, Zambian, or Norwegian), or culturally (e.g., Brahmin, Lemba, or Apache). The definition of ancestry may recognize a single predominant source or multiple sources. Ancestry can be ascribed to an individual by an observer,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U.S. census prior to 1960; it can be identified by an individual from a list of possibilities or with use of terms drawn from that person's experience; or it can be calculated from genetic data by use of loci with allele frequencies that differ geographically, as described above. At least among those individuals who participate in biomedical research, genetic estimates of biogeographical ancestry generally agree with self-assessed ancestry (Tang et al. 2005), but in an unknown percentage of cases, they do not (Brodwin 2002; Kaplan 2003).
race in biomedicine
Genetic data can be used to infer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assign individuals to groups that often correspond with their self-identified geographical ancestry.
The inferenc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from multilocus genotyping depends on the sele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informative genetic markers. These studies usually find that groups of humans living on the same continent are more similar to one another than to groups living on different continents. Many such studies are criticized for assigning group identity a priori. However, even if group identity is stripped and group identity assigned a posteriori using only genetic data, population structure can still be inferred. For example, using 377 markers, Rosenberg et al. (2002) were able to assign 1,056 individuals from 52 populations around the globe to one of six genetic clusters, of which five correspond to major geographic regions.
However, in analyses that assign individuals to group it becomes less apparent that self-described racial groups are reliable indicators of ancestry. One cause of the reduced power of the assignment of individuals to groups is admixture. Some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especially Hispanic groups, do not have homogenous ancestry. For example, self-described African Americans tend to have a mix of West African and European ancestry. Shriver et al. (2003) found that on average African Americans have ~80% Afric
民族民族，指的是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民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別是人們對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認知和感情。
概念
中國古籍中早已有「民族」一次来指涉人群共同體，早在公元六世纪《南齊書》列傳之三十五《高逸傳·顧歡傳》中，有“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語句，为最早可见的现代意义「民族」一词的书面记载。
葛林費爾德曾經對「nation」這個英文字在語義學上的演變情形，提供了一個明晰而完整的說明。她將nation這個字在意義上的演變分成以下五個階段︰(1)在羅馬時代，nation指的是一群從同一個地域來的外國人(a group of foreigners)﹔(2)在中世紀的大學興起以後，nation的意義變成了一個意見的社群(a community of opinion)﹔(3)接下來，nation的意義又和教會委員會(church council)的參與者有了連結關係，而有了精英份子(an elite)的意涵﹔(4)在十六世紀初期的英國，nation的意義又有了變化，變為對具有主權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的指涉﹔以及(5)一直到其他的國家和人民也用nation這個字來指涉他們自己以後，nation的指涉對象再度轉變，成為一群獨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的意思(Greenfeld 1992, 4-9)。
如果就「nation」這個字在現代英文中的意義而言，「nation」不僅指涉中文的「國家」(即英文的同義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義字people, tribe, nationality)，而當一個「民族」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政治目標時，「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國族」或「族國」(即nation-stat或national state)(江宜樺 1998，7)。
在台灣目前的學術界，對於「nation」這個字應該怎麼樣翻譯，也一直都有十分激烈的爭辯。1雖然有人认为亲將「nation」這個字翻譯成「民族」的話，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問題叢生，同時也不容易掌握該字所隱含的某些重要意義。不過，由於在中文世界裡面，「民族」這個字已經不只是學術用語，它同時也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確實有必要嚴肅面對這個概念，做一番最基本的考察工作。
對「民族」進行研究的基本難題
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其他的思想 --- 比如說自由或者是民主 --- 要強大的多。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的公眾人物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就曾經戲劇性地論道，「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歐洲人而言，政治民族主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禮節、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於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還重要」(引自Snyder 1990, vii)。
然而，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關內容應該是什麼，在歷史上又曾經有過什麼變化，卻一直是相關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民族主義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類集團可以被授與這種自決的權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可以宣稱這種自決的權利，卻一直是一個爭辯中的問題。當試著要替民族主義下一個定義的時候，德國學者亞特就無奈地表示，「在當今的政治分析的詞彙當中，[民族主義]是最混淆的一個概念之一」(Alter 1994，1)。凱克門諾必克也這樣宣稱，「從來就沒有兩個作者 --- 不論他們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或者是心理學家 --- 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定義民族主義」(Kecmanovic 1996，15)。
相關學者之所以會有這種無法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產生共識的局面，有以下幾個可能的原因。
高度的政治意涵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這些語彙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涵(e.g., McKim and McMahan 1997, 156-7; Smith 1998, 223)。葛納就曾經這樣表示，「理論上[研究民族主義]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必須在視民族主義為『民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虛假解釋 --- 通常它們都只是虛構出來正當化民族主義的 --- 以及視民族主義為受到時間和脈絡制約的真正解釋之間，做一個清楚的劃分」(Gellner 1964，151)。
事實上，儘管葛納區辨「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研究」的諄諄教誨尤在耳際，但是，民族主義的研究卻在本質上和知識的實踐脫離不了關係。正如詹姆士所提醒的，第一，所有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人，在「定義」上就已經是在從事一種知識的實踐了。即使你是有意識地坐在平靜的研究室中和政治運動者相互隔離，你的研究成果卻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你的研究對象 --- 和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相關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第二，從民族主義過去的發展歷史來看，文化菁英 --- 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工作者 --- 一直都處在民族主義風暴的最前線。無論是官方版的民族主義，或者是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幾乎都是透過知識份子在意識型態上掌旗和操盤。第三，自從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襲捲整個世界以來，透過國家機器所掌控之教育體系的運作，知識份子一直都在「民族文化」的生產和複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ames 1996，193)。
複雜性和多重性
研究民族主義的第二個難題在於它所涉及之經驗現象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e.g., Calhoun 1997, 20-2; Canovan 1996, 50; Smith 1998, 223)。事實上，我們常常將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裡面所發生的不同形式之經驗現象，一律統稱為「民族主義」。比如說，不論是不列坦尼(Breton)的分離運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甚至是宣稱要為中國的未來奮鬥不懈的1989年中國學生示威活動，通通被同一個標籤 --- 民族主義 --- 所概括，雖然這三者不但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也發生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結構當中。因此，亞特就曾經很正確地指出，
::事實已經清楚地擺在眼前，民族主義 --- 作為一種涵蓋多種情形的標籤以及正當性來源 --- 本身就隱藏了極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解放，但同時卻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壓迫。就此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個同時存放著危險和機會的地方。…… 如果我們要宣稱這個詞彙真正代表什麼、或者應該指涉什麼的話，我們一定要將具體的歷史脈絡指陳出來。或許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初步結論，民族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複數 --- 而不是單數 --- 來描摹這個詞彙。(Alter 1994, 2﹔重點是加上去的)
跨學科本質
民族主義研究的第三個難題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interdisciplinarity)(e.g., Griffiths 1993, 11; Hobsbawm 1992, 10; Kellas 1991, 1)。最早浸淫這個領域的是歷史學者，但是，由於和民族相關之經驗現象的多重性和變異性，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國際關係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領域的學者，也都陸續加入了民族主義研究的行列。
事實上，英國學者史密斯 ---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最重要、也最多產的學者之一 --- 就曾經表示，和民族主義研究相關的題目至少包括以下這些子題：
- 族群(ethnies)的起源和形成
- 造成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alism)的相關條件
- 族群社群(ethnic community)的本質
- 族群認同的性質
- 民族(nations)的起源和形成
- 民族認同的本質
- 民族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
- 民族和現代性(modernity)的關聯
- 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民族運動在性別、階級、以及文化上等面向所展現出來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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